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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世纪唐朝“牛李党争”，分别指的是谁？影响多久？
牛李党争（808年 - 846年） ，是指唐末时两派士大夫结党互相争斗排挤的***。
唐朝末年宦官争权，朝廷的士大夫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。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——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，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，争吵不休，从唐宪宗时期开始，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，将近四十年，历史上把这次的党争命名为”牛李党争”。
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士大夫争权的现象，唐文宗曾有”去河北贼易，去朝廷朋党难”的感慨，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走向灭亡。
牛李党争对文学界也造成了很大影响，不少名人都成了受害者，其中又以诗人杜牧和李商隐受害最深。杜牧和李商隐因为夹于其中不能得志，隐郁终身。《周秦行纪》、《牛羊日历》、《续牛羊日历》及《周秦行纪论》都属于唐代牛李党争之下的政治***。
根据《旧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说法，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。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年）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，举人牛僧孺、李宗闵、皇甫湜等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。
唐穆宗即位后，又举行进士考试。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。结果又被告***。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，钱徽被降职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，被贬谪到外地去了。
顾名思义，人们通常认为“牛李党争”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（“牛党”）和李德裕（“李党”）。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，这使得有人怀疑牛僧孺的党魁地位，认为牛僧孺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。
另一种观点是，当时人称的“牛、李”，指的是“牛僧孺、李宗闵”，是指“牛僧孺、李宗闵”为一党，如清朝赵翼。
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，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，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。在唐宪宗时期，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最终裴度被逐出京师。如果认可这种观点，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。在费正清、崔瑞德主编的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中，李逢吉、牛僧孺、李宗闵被当作牛党的领袖；相应地，李党的领袖是裴度、李德裕和李绅。
早在唐穆宗时期，已拜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，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，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。后来，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，辞去了宰相的职位。文宗太和四年，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，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。根据这种观点，李宗闵应被视为“牛党”的领袖，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。
武宗即位后，重用李德裕，将杨嗣复、李珏两位宰相罢免。这二人被认为是“牛党”。此时李德裕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，而是力劝武宗对他们从轻发落。
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，也称“朋党之争”。“牛党”是指以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；“李党”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。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，属于庶族地主，门第卑微，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，获得官职。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，门第显赫。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***地位而进入官场，称为“门荫”出身。
从表面看，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，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。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：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。牛党多科举出身，主张通过科举取士；李党多门荫出身，主张通过门荫取士。李德裕认为，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，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。二是如何对待藩镇。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，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；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。
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，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。牛僧孺、李宗闵因评论时政，得罪了宰相李吉甫，曾遭到贬斥，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，因此双方结怨甚深，一旦大权在握，就排挤打击对方。唐穆宗长庆年间(821年－824年)牛僧孺做宰相，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。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，收复了重镇维州（今四川理县）。牛僧孺却意气用事，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。唐武宗时(公元841－846年)，李德裕做宰相，又把牛僧孺、李宗闵放逐到南方。唐武宗死后，唐宣宗即位，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，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，李党全遭罢斥。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（今海南三亚西北），不久忧郁而死。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，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。
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，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，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，[5] 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，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。
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、政治文化的演变，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，同时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。